张汝京带着团队全球扫货，用白菜价买来先进设备，完成了生产线的搭建。这波操作，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轻资产起步”。
这不是赌，而是一种极致理性的判断：别人恐慌，他冷静；别人收缩，他扩张。中芯国际的起飞，不靠政策红利、不靠补贴，而是靠“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基本操作。
所以，很多人说张汝京是“技术男”，但他其实更像个“预算高手”：极限节约非核心成本，把资源全部集中在最关键的地方——技术突破和团队搭建。这种打法，在那个靠政策堆项目的年代，简直是“反潮流”。
2009年，张汝京在美国法院上被迫辞去中芯国际CEO职位，当庭失声痛哭。有人说，那是一个英雄的落幕。但张汝京的反应不是愤怒、不是指责，而是转身继续干活。
他在那次官司中才真正意识到：中国芯片产业，不只是缺技术，缺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生态安全”。中芯国际虽然突破了制造，但只要产业链不完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系统就可能崩。
于是，他换了个角度出发。三年禁令期不能碰芯片制造，他就扎进LED行业——技术路径相似，可以顺利过渡。他创办了亿瑞光电，把原有的技术团队保留下来，继续搞高端制造。
LED行业看起来离芯片远，但实则不然：它的制造环节和工艺流程与芯片高度重合，只是技术参数和应用领域不同。张汝京用这三年时间，不仅保住了团队，还顺带推动了中国LED产业链的自主化。
而真正的杀手锏，是在禁令一结束后，他马上启动了第二家芯片公司——新升半导体。这次不搞制造，而是直奔中国芯片的又一个命门：材料。
当时，中国几乎100%依赖进口的300毫米大硅片，是芯片制造的“起点材料”。没有它，先进制程寸步难行。张汝京花两年时间就拉出“中国第一根单晶硅棒”，彻底补上这块短板。
不是每个人在被击倒后还能站起来，更不是每个人能站起来后还能精准知道该往哪打。但张汝京一次次选择的方向，不是最热的领域，而是最硬的难题。
张汝京最厉害的一点，不是技术，也不是节约，而是他有一种极强的“系统构建”能力。
他能像拼积木一样，把散落在全球各地的人才、资源、资本、技术，一块块拼起来，组装成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芯国际早期，中国大陆根本没有成建制的芯片团队。张汝京靠着在德州仪器20年的技术声望，打电话回台湾，结果300多名工程师放弃高薪工作，跟他一起到上海“白手起家”。
欧美那边也没落下。他一边跑团队，一边拉专家，甚至有专家直接卖掉美国的房子，举家搬到中国。这不是简单的“挖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人才拼图操作。
人才来了，钱怎么办？他又引入东芝、英飞凌、高盛等国际资本，甚至联合地方政府成立产业基金。但关键在于他从不放弃控股权，所有外资的股权都被控制在个位数以内。
这是一套“混合组装”的打法：用外国的钱、外国的人、外国的设备，干中国人自己的事。而且不是“拿来主义”，而是深度整合、完全掌控。
他后来的CIDM模式（合作式制造）就是这种逻辑的延伸。设计公司和制造公司不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享投资、共享收益、共同承担风险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合作模式，极大地缓解了中国芯片产业链内部的信任危机。
张汝京不是在“办公司”，而是在“造系统”。这也是为什么他三次创业，次次都能精准打在中国芯片的命门上。
张汝京的逻辑很简单：大陆缺什么，我就做什么。但他真正厉害的，是总能提前看到“将来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当制造缺，他办中芯；当材料缺，他办新升半导体；而在最近，他又盯上了车规级芯片。
汽车芯片这个东西，过去一直被忽视，直到2020年全球“缺芯潮”爆发，才让人意识到：原来汽车里的那一颗小芯片，也能让整条生产线停摆。
张汝京早就看到了这个隐患。他选择与吉利合作，开始布局国产车规级芯片。这不是“跨界”，而是“下游延伸”。而且他从来不碰自己不熟的领域，都是围绕芯片上下游打配套。
这套“打桩”式逻辑贯穿他每一次出手：不是追风口，而是找最薄弱的环节干进去。别人搞AI、搞芯片设计，他搞硅片、搞封装测试、搞车规芯片——看起来冷门，但每一个都是卡中国脖子的关键点。
他做的不只是补短板，而是不断在加固整个产业链的根基。而且每一锤下去，都是实打实的产业进步，不炒概念，不讲故事。
张汝京不是什么“科技英雄”，他也从不摆出“救世主”的姿态。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用三次创业，把中国芯片产业链上最软的三块地方，一次次打上“补丁”。
他不是在创造什么奇迹，而是在把一件件看起来没人愿意干、没人能干的事，一个个做出来了。没有炫技，没有神话。
他的方法听起来很“朴素”：减法节约、混合组装、递进修复。但这些方法背后，是对系统性思维的极致执行。
中国芯片产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又一个“讲故事”的独角兽，而是像张汝京这样，愿意干脏活累活、愿意补系统漏洞、愿意在最难的地方死磕的人。
他不是在创业，而是在做一件事——让中国芯片，少一点依赖，多一点底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