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慢人一拍”的写作
如果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作家就是一部简易的文学史”[3]，那么，将阎连科的写作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四十年的一个样本，我以为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从1979年发表处女作《天麻的故事》以来，阎连科的创作生命与当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始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他宣称自己的写作总是慢别人一拍，但总体而言，几乎他的所有文学创作，都能与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各种文学思潮找到一一对应关系。譬如，阎连科创作于 1989至1994年间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作品，包括《横活》《斗鸡》《芙蓉》《名妓李师师与她的后裔》等，以“旧东京开封清末民初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杠局、茶园、斗鸡场、书寓（妓院）、刺绣铺等各种旧式行当及各行当的规矩，描绘了市井各色人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喜怒哀乐，呈现了中原旧时都市的民俗风情……充满浓郁的民俗气息和传奇色彩”[4]，这些作品，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以及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充满“京味”和“津味”的“市井小说”一脉相承，“在一幅幅社会民俗画卷中尽现时代的风雨，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5]；又譬如，创作于1990至1991年间的“瑶沟系列”作品，包括《乡间故事》《晶莹十二岁》《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往返在塬梁》《婚幻》等，这些作品，因了“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以及“与日常生活经验最直接相通”[6]，从价值取向到表现手法等，均流露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的气质，“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7]，其中《瑶沟的日头》《瑶沟人的梦》等作品“尤其注重写出那些艰难困苦的，或无所适从而尴尬的生活情境”[8]；还譬如，创作于1991至1995年间的“和平军旅系列”作品，包括《中士还乡》《寻找土地》《和平雪》《夏日落》《和平寓言》《和平战》《和平殇》《在和平的日子里》《大校》等，与20世纪80年代徐怀中、李存葆、朱苏进等作家的军旅文学写作遥相呼应，并后来者居上；再譬如，创作于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延续至今的“耙耧系列”作品，包括《天宫图》《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中篇，尤其是《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日熄》《速求共眠》等长篇，与 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写作不无关系，此类小说孜孜不倦地围绕对人类生存的追寻、对人性主题的思索、对人生存状态和生存图景的描绘，以及对人终极命运的关怀进行叙述，热衷文体革命及语言狂欢，抽象性和寓言性乃其主要特色，而对历史的偏嗜，亦构成其特色和策略，就写作伦理来说，此类小说放弃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对于“大写的人”的乐观和理想，专心书写人的挣扎、沉沦和失败，以及反抗、超越和救赎，生命的扭曲、变态、孤独、恐惧和沉入深渊的绝望，构成其最深刻的精神主题，与此同时，在其沉沦景象背后，始终有一束穿透生存黑暗、追寻人类家园的精神火光[9]（这一个系列的作品融合了阎连科大量的生活和情感体验，是阎连科着墨最多、勘探最深也最能代表他写作风格与水平的作品）；此外，创作于1995年的《最后一名女知青》、创作于2008年的《风雅颂》，则分别延续了新时期以来知青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写作的路数，与之不同的是，阎连科笔下的知青或知识分子，有着更加鲜明的个人风格。甚至和新时期以来某些作家的创作相比，阎连科的不少作品均能与之形成对照或互补，譬如，《两程故里》（1988）相对于贾平凹的《腊月•正月》（1984）；《受活》（2003）相对于余华的《活着》（1992）；《坚硬如水》（2001）相对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1991）《革命时期的爱情》（1993）；《丁庄梦》（2006）相对于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1995）；《风雅颂》（2008）相对于贾平凹的《废都》（ 1993）；《四书》（ 2011）相对于艾伟的《中国一九五七》（2000），等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结束浩劫的中国大地，迎来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复活。反映在文学领域，则是普遍对恢复人在文学中应有地位的强烈呼吁。最早倡导在文学中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是美学家朱光潜，在他看来，“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无不体现出人的伟大和尊严” [10]；文艺理论家钱谷融也再次重申“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文学既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对人性的真实描写，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 [11]文学究竟如何表现正常的人性与人情，固然是异常复杂的理论问题，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然十分重视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对于人性与人情的诸方面的关注、刻画或美化，对于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召唤，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12]。肯定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尊重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关注人之为人的基本命运，这样一种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始终显现于新时期文学之中。从莫应丰的《将军吟》、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到谌容的《人到中年》、黄宗英的《大雁情》，作家们不约而同地从人道主义出发，“树立起新时期文学中‘大写的人’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以上作品都刻画了形象各异的“大写的人”，却并未将其神化，与普通人相比，他们一样有着世俗人间的七情六欲，一样渴望人的精神尊严与生存价值。
1979年，参军入伍不久的阎连科，就获得了参加军区文学创作学习班的机会，从此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写作初期，受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身在军营的阎连科，从自身实际出发，创作了大量军旅小说，形成他众多作品中的“和平军旅系列”，如《中士还乡》《夏日落》《大校》等。有论者指出：“他创作的农民军人形象消解了军事文学一以贯之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突破了此类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许多禁锢，所展示的文学视角明显地有别于以往乃至当时的其他军旅作家。‘和平军旅系列’给当时的中事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事文学的写作方向。” [13]在我看来，阎连科区别于以往乃至当时其他军旅作家的，是他写作时采取平视姿态，深入人的心灵世界，表达正常的人性与人情，展现复杂的人形象。在《中士还乡》里，与妹妹相依为命的田旗旗是村落中会写对联、能替人写信的初中生，为了出息，他当兵去了部队。在一次放哨时，已成为中士的田旗旗，捉到了一对偷军营铁丝回家盖房的农民父子。出于庄稼人的善良与纯朴，中士放走了那对父子，并将事件报告了排长。于是，尽管中士十分不愿意，却还是被所在部队包装成“英模”，到全师各个连队、哨卡进行巡回演讲。当得知“那对父子被当地派出所查了三天，罚款三千元。交不起钱，把盖房子的砖瓦卖了” [14]这一结果时，中士毅然放弃一切荣誉和入党提干的机会，选择了退伍回村种地。回去后，原本通过妹妹换亲方式订下的未婚妻已心有他属，中士不想强人所难，推掉了婚事，并说服妹妹和丈夫继续好好过日子，自己则打算开启新的生活。另一部作品《大校》中，来自耙耧山脉的地道农民汪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民和耙耧山脉，都已成为他作为军人和一级级向上晋升的动力和资本” [15]。为了摆脱农民给他带来的耻辱，他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和努力，终于在25年后，成为导弹发射旅的大校旅长。然而，参加完父亲的葬礼后，大校汪洋强悍的心灵世界得到了洗礼和净化。回到部队的他，拒绝了升任基地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机会。上述作品，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阎连科遵从基本的人道主义，写出了人性深处隐秘的俗世人情。纵观“和平军旅系列”作品，其中既有对“中国农民军人”以军队为跳板“逃离土地”的“农家军歌”式的吟唱，又有对“乡土中国”悲悯、苦难、荒诞主题的深刻表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阎连科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并没有平铺直叙的状写当代军人的伟大和崇高，而是用日常琐事掩盖住宏大的主题，让一个个荒诞性的悲剧流淌在无奈的生活困境里，从而成为一个研究中国“和平军人”的样本。在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时，秘鲁作家略萨曾说：“在英雄的时代里，不为英雄主义所动可能需要特殊的勇气。真正人性的东西似乎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因为就是在这个陈旧的内容上，《日瓦戈医生》也是一部有寓意的小说——真正人性的东西不性格与灵魂，并据此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当代军在那些精彩的英雄事迹中，不在于向自身的地位挑战，而是从道德上使得人类自然属性中的弱点和缺点具有尊严。” [16]阎连科的“和平军旅系列”作品，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写作伦理和价值观念。
二、从文坛的“多余人”到异军突起
阎连科的小说创作虽然与新时期文学同步，但直到1997年中篇小说《年月日》发表后，他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名。在此后的一次演讲中，阎连科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又一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 [17]事实正如他所言， 20世纪80年代前期，社会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纯文学的繁荣，“改革”“反思”“寻根”“先锋”等文学潮流相继涌现，热闹非凡，对于这一时期的不少作家来说，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如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铁凝（《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张承志（《黑骏马》）、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西望茅草地》《爸爸爸》）、贾平凹（《小月前本》《腊月•正月》）、路遥（《人生》）、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都曾以一两部不俗的小说作品声名鹊起，而后奠定了他们在当代文学史的位置。此时的阎连科，尚处于写作内容、写作观念和写作技巧的摸索期，“灵活多变，多产有余，厚重稳定精致不足” [18]，错过纯文学的鼎盛期在所难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文学大潮，湮没了阎连科当时所秉持的传统现实主义，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先锋派作家风头盖过阎连科，成为文坛黑马；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写实”派横空出世，刘恒、方方、池莉、刘震云、叶兆言等作家迅速受到批评界的青睐，阎连科因为“此前的写作都是比较写实的或者乃至于说是传统现实主义那种东西，今天看来有很多的重复。人物也好、故事也好、叙述故事的方法也好，可能写十部中篇讲的是一个故事、两个故事，写十个人物就是一两个人物”[19]，再次成为文坛的“多余人”。“他没能像张炜那样融入野地，在对土地诗意的审视中，在漂泊与回归的迷惑中，找到了自己的信仰——道德理想主义；也没有像莫言那样，借着酒神的威力，在物质与精神之间自由穿梭；阎连科更没有刘震云的才气与智性，他无法在对历史与民间的解读中大彻大悟、举重若轻……他深陷在了乡土文化的雾霭之中，深陷在了‘耙耧山’的封闭、保守、混沌的生存困境之中。”[20]90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笔下的文学气象豁然明朗” [21]，小说创作开始步入成熟阶段，《黄金洞》《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小说的问世，标志着阎连科小说创作开始转型，尤其是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的出现，让阎连科的小说创作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时期，阎连科的小说魔盒中“装满了苦难、绝望、生死轮回、宿命论、压抑、怨气、人鬼合谋、人狗对话、残忍、神秘主义、权力对人的摧残、个人的尊严、集体主义、道德主义、愚昧、麻木、自私、盘根错节的关系、政治交易、饥饿、死亡……阴森恐怖，惊心动魄”[22]。21世纪以来，阎连科的小说创作进入高峰期，长篇小说成为他的主要创作类型，从《坚硬如水》到《受活》到《丁庄梦》到《风雅颂》到《四书》再到《炸裂志》《日熄》《速求共眠》，无论故事结构、人物塑造还是语言风格，都显示了阎连科非比寻常的个性特征，也正是这种非比寻常，让阎连科从此戴上了“在中国争议最多的作家”的帽子。而关于阎连科小说创作转型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这样总结与评价：“八十年代的‘寻根’‘先锋’运动一片红火之际，他谨守分寸，写着半改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几乎是以老家农民般的固执态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虽然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主题，像‘东京九流’‘和平军人’等系列，成绩毕竟有限。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仿佛开了窍，风格突然多变起来。他写家乡父老卑屈的‘创业史’‘文化大革命’的怪现状，或是新时期的狂想曲，无不让我们惊奇他的行文奇诡，感慨深切。经过多年磨练，他的创作有了后来居上之势。在阎连科近年的作品里，他能将已经俗滥的题材重新打造，使之成为一种奇观，而他的语言和叙事结构恰恰成为这一奇观的指标。也因此，他的变与不变往往成为讨论的话题。或有论者认为他的新作已有哗众取宠之嫌。但对一个已经创作超过二十五年的作家而言，这似乎小看了他的抱负。我以为阎连科的近作之所以可观，还是来自他对自身所经历的共和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和反省——的角度。传统革命历史叙事打造了一群群出生入死、不食人间烟火的工农兵英雄，阎连科却要将他们请下神坛，重新体验人生……阎连科不仅要让他的农民和军人血肉化，还更要情欲化。”[23]可谓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这样评价他：“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24]综观阎连科的小说写作，我认为这一评价与阎连科也有一定相似之处。在阎连科身上，和莫言一样“存在着先锋性与本土性、实验性与民族化，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之间的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且时有侧重的情形”，但最终，他亦和莫言一样，“走了以民族化，本土化，民间化，以继承与转化中国审美传统为根本的创作路线” [25]。有论者认为，“阎连科改变了当今中国的文学秩序” [26]。在我看来，这种改变，不仅仅意味着一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异军突起，更带来了一种创作观念或创作手法的确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阎连科的写作意义，即体现于他多年来始终坚持小说文体的探索与实践，并以独特的文学内容（故事）与形式（讲故事的方法），传达出转型期乡土中国的俗世欲望，以及隐藏于这种欲望背后的苦痛与挣扎。
三、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作家
回顾40年的写作生涯，阎连科“从来就不是在花团锦簇中歌颂光明的作家” [27]，他在探求中有所坚守，在坚守中不断探求，他的小说，呈现的始终是当代乡土中国各种各样的欲望景观，他叙述欲望但不沉溺于欲望，犹如一个史诗般的“魔盒”。这样的小说，需要很强的写作勇气，同样需要很强的阅读勇气。法国作家加缪曾说：“没有对生活的绝望，就没有对生活的热爱。”或许这也是阎连科小说写作的信条之一。透过他的《日光流年》《丁庄梦》《四书》等作品，不难看出其中散发出的巨大绝望和深沉忧伤。贾平凹也说过，“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是有人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28]。或许这也是阎连科小说写作的理念之一。譬如他的《受活》《风雅颂》《炸裂志》《日熄》和《速求共眠》等长篇小说，表面叙述的是荒诞欲望，实则隐喻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寓言。
阎连科对于乡土中国的欲望叙述，尤其是对于揭示历史真相和暴露现实黑暗的坚守，让他成为当下中国最富争议的作家之一。最富争议并不代表最好，却可能代表着一种良知、立场和操守。“每每被时代的进行曲所淹没，被强权禁锢和扼杀。但是，当那些唯唯诺诺纷纷攘攘的合唱潮水一样退去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像峭石一样凸现出来，穿过时间的屏障，让人们看到隽永的人的心灵史。” [29]有论者这样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帕氏无疑是 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象征，他屹然矗立于主动守护人类精神的高度上，启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历史反思。阎连科或许不能与帕斯捷尔纳克比肩，但他的写作，也不是那些“唯唯诺诺纷纷攘攘的合唱”，他极力想发出个性的、独立的、自由的声音：“一部小说中没有作家最本性、最本我、最独特的‘我以为’，那小说其实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作家本人的坟墓和棺材。” [30]因此，“要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作家，有‘自我’的人，有‘尊严’的写作者，可以以我自己的声音发音、唱歌的人，以我自己的腔调、曲谱来唱出自己的歌声的人” [31]。这是阎连科的创作宣言，也是他从欲望迷雾中突围的通道。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38周年，鲁迅曾这样形容这位在精神上从未远离的文学巨匠：“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①当阎连科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的人生中仅仅写出一篇或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 [32]时，我希望那是一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写出灵魂的深的伟大小说。若果如此，想必会成为他欲望突围后的精彩篇章，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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